（一）孙中山去世后，至抗日战争前，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威望，主要是他的革命资历与个人品德所发挥的影响，而不是他能建立的政治势力所支持。因此，当他一旦欲发挥一些其个人政治主张时（如广州及武汉国民政府时），拥护他的人便不很多。
汪是一个有侠义性格的革命家，却不是一个有统率驾驭能力的政治家。
（二）无疑，汪精卫极不擅进行政治权力的角逐，他对人经常是予以善解宽容，但是，却并不能由此获得他人的坚决拥护，能感召的，仅仅几个真正了解他的人。因为，他不会组织与运用江湖类的政客“圈子”，不会借此将他人置于利害只能共进退之地，而这在中国的政治游戏中，是政治家必不可少的基本功。
（三）汪精卫对个人名望的精神追求，是其一生的亮点，也是他的人生败局之原因。
为了这种追求，他对其他（包括政治地位，直至生命本身）常常可以于不屑，动则可以辞职、出走，甚则“引刀成一快”，而无半点不舍（或不懂官职对政治操作的重要性）。
汪的和平运动，其实也是他对其精神追求的再一次实践，他以为这是能表现得比蒋介石更高一筹的救国救民之历史壮举。在国民党内容忍蒋介石等为所欲为十来年，以为总算有了一个闪亮登场的机会。所以，搞南京伪政府时，即便日本人强烈反对，他也坚持仍要使用青天白日的中华民国旗帜（虽然妥协的在旗上加了几个字）。
但是，历史没有给汪精卫有第二次精神满足的机会与运气，相反，使他输光了生前身后。
（四）汪精卫之所以很容易与日本人走到一块，显然不是偶然，而是有一些历史渊沿。清末，孙中山、同盟会等革命党人（包括汪精卫），就曾与不少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人有过很密切的往来，而即便在中、日已开战之后，日本国内政坛也不是铁板一块。汪精卫大概认为他仍能象过去一样，可以获得某些日本人的帮助，从而实现他的设想。
只是，世事如棋局局新。
时局的发展并没有如汪精卫所想象那样，能借助日本人中的明智之士，以停止日本人的侵华战争。相反，日本军部的战争狂人实际已使日本举国军国主义化，汪的所谓和平运动，根本不能形成独立的力量，更阻止不了日本继续对中国的侵略。
只是，他大错已铸，无力回天。
（五）用“汉奸”一词来评说汪精卫，无疑太肤浅。正如同要客观理解毛泽东当时所说“现在爱国，就是爱蒋介石、爱国民党”一样，不能说这就是卖国论调。
汪精卫的和平运动，其目的至少不全是为了什么蝇营苟且的利益，而是确有一些政治设想。但这种做法，对个人名誉，确有很大的风险。因此，敢冒这个风险而为，一是须自认为是确有利当时的国家与民众，二是准备担当失败后将有的负面结果。
汪精卫应该就是这样一个人。
（六）汪集团中，除陈壁君外，只有陈公博一人，看透了汪精卫所为之事的本质及其人的本性，也是唯一能至死陪着汪精卫而进行这场历史豪赌的人。
陈公博在汪精卫决定出走重庆、而与日本人进行联系后，是极力反对汪这样做的；但是当汪精卫死心踏地硬要往前走之际，陈公博则表现出了某种“不惜为朋友两肋插刀”的江湖气概，跟着下了火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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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价汪精卫仅仅从“汉奸”一词评价，确实有些肤浅。
汪跟孙闹哥命时候36岁，孙亡，42岁开始和蒋亦合亦斗，55岁变成汉奸。读其人生经历，分析其心理变化，才能清楚其变化因缘。同盟会实干家不多，有才干的死的死，孙汪都是志大才疏之辈，斗一辈子，都没一次抓住主次来斗。
毛泽东当时能说“现在爱国，就是爱蒋介石、爱国民党”，汪有这种见识吗？当初搞刺杀是其有如此高名望的因缘，可刺杀是为什么？不过是为了挽救孙的威望而已。而不是出于爱民的理由。孙亡，和蒋斗，斗不过蒋，也不过是蒋控制不住局面的时候出来圆场。斗了十来年，55岁，其心里已经开始明白自己的才疏。人本该有自知之明，其55岁才明，本该是好事。但其明白自己的才疏到怀疑国民，进而投降日本，企图依靠日本和蒋斗，其身败名裂是必然的。其投降日本，爱民只是个借口而已。
其如果是因为爱民而搞和平运动，清廷末期，袁世凯称帝失败，那个时候搞和平运动才是真正的爱民。
为爱民而搞和平运动，说法来之日本及汪后代，以这样的说法，企图给汪翻案，是可笑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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